从国际上看，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当今世界的“逆全球化”思潮发展，热点问题交替升温，非传统安全因素增多，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消极因素增多，复杂和不确定性成为国际安全的新现实。
第一，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世界的不确定性增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力相对下降，其“控制”和“支配”世界的能力也在下降；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迅速“崛起”，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有所加强。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国际关系出现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调整。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和自信心大不如前，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特朗普上任、英国脱欧、美俄对抗性增强、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发展等因素，使不确定性成为当今世界最为确定的因素。
第二，塑造国际秩序的竞争更为激烈。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应对全球性危机，大国间围绕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激烈。在全球治理中，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特朗普上台之初曾被一些人认为其在搞战略收缩，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看，美国都不可能轻易放弃世界领导地位和同盟体系。美国在按照“美国优先”的原则，重新审视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用美国的国内法衡量国际规则，对于损害美国利益的条款进行修改。美国虽然放弃了TPP，但没有放弃为未来世界贸易体系制定规则，2017年4月24日，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会晤欧盟贸易专员马尔姆斯特伦，讨论如何推进TTIP谈判。国际经济秩序与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安全直接相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表明，经济和金融危机对国家秩序的破坏作用并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值得高度重视。
第三，国际安全挑战日趋复杂多变。在传统安全领域，世界军事竞争从注重数量与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与高新技术运用的方向转变，高科技推动下的新军事变革在各大国蓬勃展开。非传统安全领域更趋复杂多样，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安全、跨国犯罪、气候变化、严重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问题对国家安全形成的挑战日渐加剧，甚至超过传统安全威胁。
国际恐怖主义对安全的威胁严峻。恐怖袭击事件在非洲、欧洲、中东、中亚和南亚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也波及到我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崛起的“伊斯兰国”现象折射出国际暴恐势力发展的新趋势，他们不仅割据一方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还吸引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竞相投奔，有些国家的极端分子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在国内制造恐怖，危害甚于从前。目前“伊斯兰国”极端势力在多方打击下面临溃败，但其影响力外溢明显，不断在各地制造恐怖袭击。恐怖组织积极适应新环境要求，善于利用新技术和新手段。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的猖獗活动，大大增加了国际安全形势的不安全和不稳定性，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国际环境和国民的安全。
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网络安全问题已超出了技术安全、系统保护的范畴，发展成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综合安全，涉及政府、企业、个人等各方的安全。英国议会的一项报告警告称互联网正成为暴力极端主义的最大滋生地。IS利用网络在全球招揽支持者，给一些年青人洗脑，促使他们加入“圣战”。2013年斯诺登揭露的“棱镜门事件”以及随后引发的一系列美国监听丑闻，暴露了美国在网络上拥有的绝对霸权。一些西方国家通过网络信息战严重威胁其他国家的政治安全。2015年美国以美联邦人事管理局电脑系统被中国黑客侵入为由向中国发难，两国随后同意开展有关网络安全的对话与合作。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网络社交媒体起了很大作用，特朗普并没有利用传统的在选区布点的选举策略，而是更多借助网络。阿桑奇不遗余力地爆料希拉里的负面信息，特别是在特朗普因对女性不当言论而遭批评时，维基解密网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希拉里身上。美国的选举警示人们要重视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
总之，外部形势的变化给我国的国家安全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我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形势趋于复杂化，但我国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和塑造国际局势的能力也在增强，从总体上看，世界总体和平稳定的大局没有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安全环境的新变化决定了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与以往大不相同，要求全面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水平，要求我们对国家安全观进行调整和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